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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网约车新政”实施两周年 如何解决打车难问题?


来源:中国新闻网

“朋友送我到北京南站后,他转身打车回家。我到了天津东站发消息报平安,他还在南站排队”“出租车排队3小时,滴滴快车排队228位,最终我忍痛接受比平常贵3倍的车费,约上了专车”……近日,这些看似段子的网友亲身经历,真实反映出北京南站、首都机场高峰期出租车运力难以满足乘客需求的问题。

“网约车新政”实施两周年,专家再议“打车难”

“朋友送我到北京南站后,他转身打车回家。我到了天津东站发消息报平安,他还在南站排队”“出租车排队3小时,滴滴快车排队228位,最终我忍痛接受比平常贵3倍的车费,约上了专车”……近日,这些看似段子的网友亲身经历,真实反映出北京南站、首都机场高峰期出租车运力难以满足乘客需求的问题。

2016年7月28日,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联合发布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(下称“网约车新政”),各地据此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随后,一系列规范网约车运营的规定出台,整治网约车乱象的力度进一步加大。

今年7月1日,《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》正式生效,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者组织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,将受罚款、扣留驾驶证和车辆,并将违法行为主体纳入信用信息系统等处罚。

从市场反馈看,滴滴出行、易到等网约车平台都不同程度受此影响,出现无车接单、加价等问题,增加了北京打车的难度。网约车监管难、合规难等问题也更加突显。

2018年7月27日,在“网约车新政”实施两周年之际,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(下称“中国信通院政经所”)举办专题研讨会,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受邀参会。会上,专家学者们就完善“网约车新政”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,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。

专家:网约车对出行、环保、就业等都是利好

中国信通院政经所副所长何伟表示,网约车已经成为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,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动能,在提升信息消费、扩大就业空间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,这两年在北京,网约车的出现让“黑车”的数量明显变少了,搭乘网约车出行的安全系数相对变高了,出行方式多了一种选择。同时,某些平台提供儿童安全座椅等服务,也满足了个性化出行需求。

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战略部主任俞海认为,共享出行意在改善出行,间接带来了绿色环保效应,同时也是网约车发展的内生变量。他举数据说:“2017年滴滴出行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减排量相当于70万辆私家车一年总排量,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。氮氧化物、颗粒物减排量相当于100万辆私家车。按森林碳吸收核算,相当于去年一年碳减排种了1.2亿棵树。”

据中国新就业形态数据中心在2017年和2018年发布的报告,2016年至2017年,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中,19%来自去产能行业,8%来自复员、转业军人,6%来自失业人员,7%来自零就业家庭。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,共有3066万车主和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,其中大部分为工作时间较短的兼职人员,整体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979元。

“全国超99%网约车司机不合规”

然而,网约车的发展在各地也面临着合规进展慢、拿证率低、政策落地难等困难。

据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研究数据显示,截至2018年7月,全国共有210个城市(包括4个直辖市和206个地级市)出台了网约车细则文件,覆盖率为62.1%。

中国信通院政经所监管研究部副主任、高级工程师李强治给出了几个数字:目前我国网约车司机人数超3120万,是出租车司机人数的10倍以上,资质符合各地出台的新规的总共有34万,比例为1.1%,“总体来说,现在99%以上的司机都是不合规的。”

截至2018年7月份,共有78个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全国不同城市获得经营许可证。我国现在主要几家网约车公司,常见的滴滴出行、神州专车、首汽约车、易到用车,这4家主要市场份额占据者,平均拿证数量在210家中占到24%。78个平台中,51%的平台只在一个城市取得了许可证。

有专家介绍说,在合规流程方面,部分地方政策抬高准入门槛,异化合规流程,也加大了合规难度。属地化的监管方式和协同机制不完善催生了多重标准,导致合规进程难上加难。部分城市分摊合规压力,降低合规成本,将办证职能下放到区县,并让平台代为办理。

对此,中国信通院政经所副总工程师何霞表示:“地方监管能力和监管成本不完全匹配,不同部门之间协同难度较大,责任划分存在争议,执法难,执法力量是否能跟得上目前政策要求有待考察。从平台来看,涉及成本高,多地都要配备相应力量。”

如何解决打车难的问题?

“截至7月25日,近30天内,北京打车难百度指数环比增长420%。2018年37月,北京市网约车应答率下降22%,单均应答时长增加3.4倍。据媒体报道,有乘客排队叫车排了上百号,犹如去医院挂号。”李强治以北京为例详述目前打车难现状。

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军认为,解决“打车难”问题,建议未来放宽车辆准入标准,不能把差异化当作高档化进行理解;消除不合理的户籍限制;允许兼职司机,同时对专兼职进行分类监管。

属地管理落地是网约车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,安徽省芜湖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徐晓明坦言,“自2017年7月芜湖市《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发布实施近一年的时间里,效果非常不好,高品质服务、差异化经营发展定位很难落地。”例如,滴滴出行无法在芜湖进行注册备案。

“之后我们不再要求车辆为市区注册登记,改为本市牌照;不再要求驾驶员取得市区居住证,改为本市居住证;降低车辆轴距和排量要求等。”徐晓明介绍说,自2018年5月11日相关修订发布以来,滴滴平台顺利落地,7家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证,滴滴完成了4500辆外地牌照车辆清理,250多台网约车取得了道路运输证,6900多名驾驶员取得网约车从业资格。

李强治建议,未来应推动出租车经营权等改革,给出租车松绑,让出租车群体在改革和转型中受益。延长网约车政策过渡期,为新老业态融合发展和各种协调与化解创造空间,改变市场各类主体的预期。另外,还要放松对网约车的管制,推动一批城市降低网约车准入门槛,取消转变营运性质的强制性要求,同时增加对保险、司机背景审查、车辆安全检查等细化要求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 记者贾璇| 北京报道

(本文刊发于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8年第31期)

吉林新闻

[责任编辑:赵佳俊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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