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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解读:沪女性初婚年龄推迟有助提升婚姻质量和家庭地位


来源:东方网

“找到对象了吗?什么时候结婚?”不少人都有被长辈催婚的经历,而这背后折射的是年轻人晚婚的现象。记者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朋友,宁愿晚婚,也一定要遇上对的人,但心里坚持着坚持着,年纪就越来越大。

东方网记者熊芳雨11月28日报道:“找到对象了吗?什么时候结婚?”不少人都有被长辈催婚的经历,而这背后折射的是年轻人晚婚的现象。记者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朋友,宁愿晚婚,也一定要遇上对的人,但心里坚持着坚持着,年纪就越来越大。

昨天,市妇联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发布《改革开放40年女性发展调研报告》,通过大数据揭示40年来上海女性的变化。而其中提到,与全国相比,上海男女的初婚年龄提高速度高于全国水平。

上海女性初婚年龄已超28岁女青年“不愿结婚”比例攀升

图片说明:上海市历年婚姻登记统计专报,可看到上海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变化趋势(2005-2015)

截至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婚年龄为28.4岁,比2005年提高了5.4岁。2015年,上海女性的初育年龄为29.0岁,已经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,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。

结婚年龄晚了,会有何影响吗?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汶蓉告诉记者,女性初婚年龄的上升是有助于提升婚姻的质量和家庭地位的。“初婚年龄的推迟有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机会和就业的机会,对女性自身发展来说是好的,从而间接地提高其自评家庭地位及其满意程度。”刘汶蓉表示,从历史上来看,以前的女性过早结婚,把自己固定在了家庭中,对于女性自身发展而言是不妥的。

图片说明:不同年龄段未婚人口比例变化和性别比较(2005-2015年)

此外记者发现,比较2005年和2015年的有配偶人口比例可知,女性有配偶的比例在各年龄段都有下降,且在25-29岁年龄组降幅达11.5%,30-34岁年龄组降幅也达7.6%。也就是说,在过去十年中,青年男性的婚姻状况变化不大,而青年女性的婚姻状况发生显著变化。男女在婚姻状况上的变化差异,形成了公众对女性青年结婚难的焦虑。

女青年结婚难吗?应该说女青年更不想结婚。上海婚协会会长徐天立几天前刚忙完“万人相亲大会”,在他看来,如今的年轻人更加独立,受教育程度更高,他们更愿意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。而社会压力、生活压力、生活成本、结婚成本等不断上升,直接影响了单身者心态。“现在上海房价普遍很高,中低收入年轻人积蓄不多,一时难以应付,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殿堂。”

艾玛是一位沪漂12年的客户经理,在她看来自己已经足够幸运,“比起几百年前的女性,至少我不会被十四岁就许配给哪个男人,然后做一辈子苦力”。已经35岁的她承受着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,但依然我行我素。在她看来,如果以后遇到想长期在一起的人,会选择结婚的,没有遇到,就宁可单着。“没有爱情的时候,只有拼命工作努力赚钱能给我安全感了。”她很喜欢电影《爱玛》中的台词,“因为我会成为一位富有的老姑娘,只有穷困潦倒的老姑娘,才会成为大家的笑柄。”

上海女性工作家务一肩挑二胎促使“回归家庭”女性增多

图片说明:2015年女性平均寿命的国际比较图

在这份女性发展报告中,变化最直观的是什么?年龄!2016年上海户籍人口女性比例为50.4%,上海女性的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74.8岁上升到2017年的85.9岁,上升了11.1岁,高出全国平均数6岁多,在各省市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中始终位居首位(除了香港和澳门),也在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之上。

寿命高是否因为活得滋润?要知道,上海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,使她们有了更加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。但尽管女性的职业层次有了较大提升,职业性别隔离仍然是就业领域长期存在的现象。比如2015年的数据显示,负责人中女性比例仅占29.1%,而男性占70.9%,是明显的男性占主导的职业。职业阶层越高,女性人才越少的局面在过去几十年中未发生明显改变。

图片说明:职场妈妈

在传统性别分工的文化惯性下,家庭中的女性成为儿童、老人、病人的主要照料者,女性的家务劳动压力并没有减少,所以,现代女性承担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。在此压力下,“妇女回家”成为一些家庭的理性策略。

图片说明:对“男人应以社会为主,女人应以家庭为主”态度的年代变迁

比较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可知,对于“男人应以社会为主,女人应以家庭为主”的观念,不仅男性在1990-2010年期间赞同率上升,女性的赞同度也上升。表示“很不同意”的比例大大降低,女性从1990年的45.2%,到2000年下降了24.5个百分点,2010年再降5.2个百分点。与此相对,表示“非常同意”的百分比却从1990年的2.6%上升到2010年的7.2%。

为什么大部分女性同意女人应以家庭为主?经济发展的当下,市场“推”和家庭“拉”的合力,使得整体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。国家鼓励二孩政策之后,加重了女性家庭角色属性。“产假结束后重返职场,并把孩子交给上一辈老人照顾,这是中国妈妈过去通常的做法。”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汶蓉表示,现在因为育儿理念的改变,教育职责的压力增大,一些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会让女性全职照顾家庭,对个体来说,女性回家是一个理性决策和行为,这种个体决策背后是我们社会结构的不友好,无法让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。

从西方家庭发展史上看,工业化导致了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出现,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兴起,“主妇化”曾经是中产阶级女性区别于劳工阶层女性的特征,但到了20世纪末,西方女性又开始大量走出家庭,不再囿于家庭主妇的角色。

如今,在中国,又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回归家庭。小吴以前是位职场妈妈,她告诉记者,生了二胎后,在面对如何平衡职业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身份时,感到十分挣扎。“也想过请保姆,但现在一个保姆起码要4000元,我工资只有6000元,又何必自己上班挣钱养保姆呢。”小吴今年33岁,她的儿子刚刚学会走路,丈夫的薪水足够支撑这个家庭,她表示,“如果丈夫不赚那么多,我一定会继续工作。但是现在,我每天陪在孩子身边也很开心。以前在我工作的时候,我会给孩子买贵的玩具,以补偿我不在他身边的时间。但我辞职之后,我没有买过一件玩具给他。现在他的玩具都是我做的。”

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前主管鲁英此前表示,在中国,“全职妈妈”一词曾经不受欢迎,并被认为含有“无能”“不会赚钱”等负面含义。而现在,更多女性开始自愿选择成为“全职妈妈”。随着经济发展,女性在选择是否当主妇时变得自由,这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。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看她们是否是自愿作出这个决定的。”

吉林新闻

[责任编辑:王超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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