癌症舞者

癌症舞者

2021年11月24日 11:29:02
来源:新京报

11月6日上午10点,昆明癌症康复协会的一间会议室里,绿洲艺术团的20多位团员正在排练一支彝族舞蹈《烟火舞》。

把棕色笨重的会议桌推走,就是一个排练场。65岁的祝兰珍身形灵活,拧肩、松胯水到渠成。张渝生是舞队里为数不多的男性之一,他脚踩一双黑色高帮的广场舞鞋,动作流畅。

绿洲艺术团原是昆明癌症康复协会下的一个文艺队,成立于1996年,团员都是癌症病人。

没人能说清团里这么多年具体有多少成员,在绿洲,不时就有人离开这个世界,也不断地有新的病人加入。现在最年轻的一位团员58岁,是去年加入的。只要热爱文艺,通过昆明癌症康复协会,都能加入绿洲艺术团,前提是癌症病人,有团员开玩笑说“我们团的门槛高”。

成立25年,绿洲艺术团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。常被邀请到各处演出。除了云南,北京、深圳、陕西、山东等地也留下他们的舞姿。有团员告诉记者,她进团里,是受到氛围感召,抱团抗癌。

绿洲艺术团参加演出。受访者供图

绿洲艺术团参加演出。受访者供图

“你看他们像癌症病人吗?”

正式排舞前,先来一段热身,大家一起练中华通络拳,站在最前面领队的是一个戴着贝雷帽的老太太。老太太叫齐德明,今年70岁,出拳劲道。单腿站立时,脚底像磐石一样稳。

在团里,齐德明德高望重,谁见了都要喊一声“齐老师”。 她年轻时在工会组织群众工作,现在说话仍中气十足。

齐德明是乳腺癌患者。2000年,刚进团时,还在做化疗。

生病那年,齐德明48岁。一天早上醒来,枕头上躺着一窝“小鸟巢”,全是自己掉落的头发。她眼泪啪嗒一下掉了下来。化疗夺走了齐德明的头发,也夺走了她生活的动力——生病后,从病床走到门口,都走不到。

“算算家里的钱,按每个人50%,先还掉人家”,当时她儿子找亲戚借钱开了一家餐馆,倒闭了。齐德明向儿子交代后事,还要求自己死后,把一对眼角膜捐了。

单位领导见她状态不对,介绍她去癌症康复协会下属的绿洲艺术团。第一次来绿洲艺术团时,团友们正在跳一个新疆舞。

“你们这跳的是什么,手都伸不出去,新疆舞应该是劲歌劲舞”, 边说,齐德明边拉开架势示范。

齐德明有不谦虚的底气,她是老知青。16岁下乡,加入了宣传队,背着包袱、铺盖,成天在云南边境的村子里巡演。齐德明翻出几张黑白照片,一个扎着两条大粗辫子的女孩手抱着琵琶,要不就是肩膀上架着小提琴。“装样子的噻”, 齐德明笑着说。一笑,嘴巴便瘪了下去。

但跳舞却是实打实的真把式,年轻时,齐德明可以一下把一条腿抬到树上,两个胳膊还能抱住树。

在乡下的空地上,她自学芭蕾舞,练会了《白毛女》里的《北风吹》片段。云南少数民族多,哪个民族的舞蹈,齐德明一学就会。听到音乐,就能编舞。

进了绿洲艺术团,本来都想准备后事的齐德明有点惭愧, “这些人怎么这么坚强”。在绿洲,每个人头上都会顶着一个标签“某某癌”, 齐德明得的乳腺癌治愈率高,在里面算是轻的。

11月9日,齐德明在跳舞间隙对镜整理头发。新京报记者王霜霜摄

11月9日,齐德明在跳舞间隙对镜整理头发。新京报记者王霜霜摄

陈明是绿洲艺术团最早的一批成员,刚来时,绿洲还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文艺队,成立不到半个月。

“我们当时毫无编舞能力,跳的都不算舞,只能算一种健身娱乐。”陈明戴着一副眼镜,扎着辫子,头顶冒出了很多白发。她是一位绒癌患者。

得癌症时,陈明32岁。当时医生告诉她,这种癌症的死亡率有80%。做完手术一年多,陈明也不想出去见人,呆在家里,又总是胡思乱想。 她第一次来绿洲时,几个人正在跳舞,每个人笑容都很灿烂,一个工作人员问:“你看他们像癌症病人吗?”

进了艺术团,齐德明担起了编导的职责。她想把绿洲往一个专业的歌舞团上打造,拉来自己的双胞胎姐姐一起编舞,还找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教团友跳舞。慢慢地,绿洲艺术团团友们的舞技上去了,演出多了,在昆明文艺圈慢慢打出了名堂。

绿洲艺术团部分团友合照。受访者供图

绿洲艺术团部分团友合照。受访者供图

团友

一支舞结束,中间休息了十多分钟。祝兰珍像只黄鹂鸟一样,在人群里飞来飞去。走到哪儿,哪里就是一片笑声。

“别人叫我们‘少奶奶’,哈哈哈……”, 祝兰珍毫无忌讳地拿自己的疾病打趣,她也是一个乳腺癌患者。

1997年,祝兰珍确诊乳腺癌。做完手术,她失去了一只乳房。她掀开衣服,一条长长的竖刀疤从锁骨延至肚皮,一边的胸部凹空了。

生病前,祝兰珍是一家工厂的职工,16岁进了厂,退休前是开包装机的。她是机长,一条流水线的质量、任务量都压在她头上。自己的性格好强,每年都想争“先进机台”的称号。完不成任务,“着急啊,上火啊”。在厂里吃饭,祝兰珍没上过桌。打了饭,端着一路吃到车间,洗洗碗,继续干活。“像跳舞这些”是她从来都不感兴趣的。

切掉一个乳房两年后,祝兰珍又被推进了手术室。腋窝长了包块,10根淋巴被清除掉了9根。又过了四年,祝兰珍的子宫和卵巢一起被切除了,上面发现了肌瘤和包块。“我是个老挨刀的”,她说。

第二次手术后,祝兰珍申请了提前退休,那一年,她43岁。

刚进绿洲艺术团时,她只敢站在后排,觉得自己跳得不好。但看着跳得好的人,心里又羡慕。排练回去,她在家开着音响,开始回味,哪个动作跟哪个动作连贯,“如果卡在那一点,就走不下去”,不自觉就用手比划起来。

刚学跳舞时,祝兰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驯服自己的那个“假胸”。少了个乳房,她花400块钱买了一对硅胶义乳,用了十几年,里面的硅胶像化了的猪油。

“有二三两呢”,祝兰珍拎着装着义乳的胸罩说,她把一块布缝在胸罩里面,把义乳塞进去。有时,跳着跳着舞,两个胸就一高一低。

刚买的新胸罩,祝兰珍会重新加工一下,拿一块新布缝在胸罩里面,针脚缝得严严的,漏一个小口,这样把硅胶义乳塞进去,就不会移动。

67岁的张渝生,穿一条宽松的运动裤,喜欢把发白的短发从脑门后梳到耳朵前,张渝生说自己身体素质一直很好,还是半大小伙子时,常到海埂公园一圈圈地游泳。

2006年,查出肝癌,做化疗时,别人连喝口水都要吐,他还能在病房吃掉一大碗妻子买来的米线。

张渝生曾是艺术团最积极的团友之一。但在去年,他一度因妻子的突然离世而一蹶不振。

张渝生和妻子是一个单位的同事,都在宣传队里。张渝生会跳,会唱,嗓音高亢,宣传队里排《智取威虎山》,演员在台上演,他在旁边唱。既唱杨子荣的唱段,也唱少建波的。没有麦克风,全凭自己的嗓子把音送出去。他的肺活量高,在乐队里还吹小号。

一次,妻子把一根软软的竹竿伸到人群中,说“愿者上钩”,竹竿正好碰到了张渝生的后背。见大家一起哄,妻子红着脸跑了。从此之后,宣传队里的人就开始把二人往一块撮合。

去年,张渝生的妻子因卵巢癌去世。从确诊到走,只用了7个月。他一下子瘦了8公斤。

家里的茶几上堆满了一摞摞的药盒;饭桌上,几盘剩菜,用保鲜膜封着。一条吃得只剩下头的鱼最抢眼;客厅角落里堆满了纸箱。书柜上有一张黑白照片,一个一头卷发的女孩靠在一个穿着白衬衫男孩的肩膀上,两个人笑着望向前方,这是张渝生和妻子年轻时的合照。

“她在时,家里清清爽爽的。她一走,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,乱七八糟的东西越堆越多”,站在客厅中间,张渝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。妻子是干家务活的一把好手,结婚后,张渝生连一双袜子都没洗过。

妻子走后,每天早上四五点,张渝生就坐在沙发上流泪,“很孤独”。在生活上的无力感,更加重了思念。 他不想出门,不是对着妻子的遗像发呆就是去院子里站着。绿洲排练,再也叫不动他了。

“如果到了我撑不到的那天,我会去找你的”,张渝生常在深夜发朋友圈。绿洲艺术团团长周韵律看情况不对,给他打电话,“艺术团不能缺了你,你要为了大局着想”,才把张渝生叫出了家门。

现在,张渝生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,每周六是绿洲艺术团排练的日子。张渝生早晨7点就出发,和小外孙女告别后,往公交车站赶。

段立在“告别演唱会”上跳舞。受访者供图

段立在“告别演唱会”上跳舞。受访者供图

“告别世界”的演出

在绿洲艺术团,几乎每个人都会主动提起一个名字——段立,团友们描述,她脸白白的、腰很细,身材、模样都很好,团里都叫她“小水仙”。

团友们说,段立是个“舞痴”。每次排练,来得最早,练到衣服能拧出水来再走。家里专门有个练功房,每天早上,还会去游泳、健身。

2018年9月的一天,绿洲艺术团的成员都收到一个邀请,段立请大家参加一场演出。

一个小剧场里坐了五六十人,现场还有乐队,除了绿洲的团友,段立还请来自己一群玩乐器的朋友,她的主治医生也坐在台下。

“谢谢大家接受我的邀请……”段立穿着一条银色的裙子,化着妆、拿着话筒站在台上,为自己主持。

这个时候,陈明才明白这是段立给自己做的告别演出。演出的前几个月,段立的肝癌复发了,手术效果不好。

段立和绿洲的姐妹合跳了一支藏族舞,她甩着长长的水袖,一遍遍地转圈。腰不似之前灵活了,但精神看起来不错。

随后,她又跳了段独舞。她换了一身蒙古族衣服——一条白色、镶着金边的长裙,脚踩银色的靴子,腰间系着腰带。伴着音乐,身体后倾,有韵律地抖动肩膀,脸上始终带着微笑。

“感谢绿洲的姐妹们,永远为我留着一扇门,愿好人一生平安,愿世界永远美好”,跳完舞,段立举着话筒说。说最后几个字时,她声音哽咽,说完,深深地向台下鞠了一个躬。

陈明回忆,跳完那支独舞后,段立的脸色煞白,“她想给自己一个完美的告别,想让大家记住她最美的一面”。

一个多月后,大家听到段立去世的消息。

段立曾留下遗言:“不要送别”。 “她是把自己的生命扔进舞蹈里了”,陈明说。

段立的离开给绿洲的很多人都带来震撼,“她想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留给大家,走得很有尊严”,陈明说。

陈明在绿洲艺术团有一位病友,叫万蕾。陈明说万蕾是一个乐观的人,一直为治疗自己寻找各种新的疗法。患病期间,还生下了女儿,满怀欣喜地迎接了新生命。“只要活着,就有无限的可能;活着是一件让人很快乐的事情。”陈明一直记得万蕾的话。

去年中秋节时,万蕾去世。告别仪式上,丈夫深情回忆:患癌十九年来,她实现了做妈妈的愿望,成功教育了美丽的女儿成长。她还努力帮助穷困的癌友,帮助他们与癌抗争。她从没有放弃过生命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“我们就是群体抗癌。什么是群体,群体就是和大家在一起,互相帮助,团结友爱。这个力量能支撑着我走过很多艰难困苦。另外一方面,在活动中,人也得到锻炼,更加能体会到生命价值的存在。”齐德明说。

11月11日,祝兰珍卧室阳台的绿植生机盎然。新京报记者王霜霜摄

11月11日,祝兰珍卧室阳台的绿植生机盎然。新京报记者王霜霜摄

日子,重生

在柔缓的音乐下,一个挑着水桶,傣族服饰打扮的小姑娘跳着舞,去参加泼水节。突然四个戴着面具、穿着黑衣的“癌魔”张牙舞爪扑过来,音乐变得惊悚起来。小姑娘躺在了地上,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跳了出来,扶起了她……

2011年,齐德明用癌症病人的经历和傣族舞蹈的表现形式,编排了一个舞蹈《泼水节的祝福》,这个节目被中国抗癌协会选中,被邀请到了北京的北展剧场表演。2006年,绿洲编排的舞蹈《花腰带》也曾在北展剧场演出过。

为了《泼水节的祝福》呈现最好的效果,齐德明带着大家排练了一年多。

“比我们上班的还忙,你是挣欧元还是挣美元?”加入绿洲艺术团后,儿子有时会调侃齐德明。

但儿子也向记者吐露自己的心里话,他很为母亲开心。齐德明确诊乳腺癌时,整个人变得很消沉。“每天穿着睡衣睡裤在家里走来走去,不愿出门”。加入了绿洲后,人好像又有了主心骨。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门,精神状态也变好了。

11月的昆明,草木繁茂,毫无萧瑟之感。排练结束,大家相邀去黑龙潭公园赏枫叶。团里女性居多,穿得花花绿绿,列成一队,爬一个小山丘。公园广播里放了一首少数民族歌曲《尔吉》,“哦……哦……”大家跟着喊了两嗓子,余音悠长。

“后面的这些山我都爬过”,陈明指着黑龙潭公园外的一些山头说。患病之后,陈明喜欢上了登山,还当过“驴头”。 50岁那年,她登上了哈巴雪山,这座山被称为登珠穆朗玛峰的“敲门砖”。

陈明常和朋友出去自驾,啥时候想吃饵块了,再掉头回来。一般一个多月就过去了。川西线基本走遍了,新疆也走了大半。她离婚了,一个人生活。

陈明现在在考心理咨询师的证书,她以后想做临终关怀的工作,“死亡对于癌症病人,特别是晚期癌症病人,是必须去接受的事实,但如何为自己的死亡做一个决定,保持自己生命的尊严?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心理咨询。”

和丈夫离婚后,祝兰珍还谈过一次恋爱,谈了几个月,祝兰珍告诉对方,自己做过乳腺癌手术。如果不介意,就接着处。对方听了后,回了句“处处看”。回去后,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。

祝兰珍的卧室和客厅里摆满了一盆盆的绿色植物,肥肥的多肉一串串簇在盆里,几乎要炸开。“你看,绿油油的”,望向这些绿植时,她的眼里满是温情。饭桌上还摆着一大盆紫色玫瑰花,假花,但一副旺盛的样子。祝兰珍很喜欢被生命力包围的感觉。

现在她和儿子一起住,儿子37岁了。没结婚,她也不催。“日子是他自己的,我把我自己照顾好就得了”。 家里养了只猫——一只7岁、肥得没脖子的蓝短。

不想出门时,祝兰珍窝在家里的吊椅里,把脚一盘,看小说。客厅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,傍晚,夕阳的光洒满了沙发,她往外看,忍不住感慨:“啊,这日子太好混了”。混着混着,24年过去了。

有一次,有人问她多大岁数,她回“24”。重生的24岁。

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 胡杰 校对 张彦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