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
“晋高句骊归义侯”,这枚流散海外多年的金印终于“回家”,即将向公众公开展出。
5月18日,吉林省“国际博物馆日”主会场活动在集安举办。活动现场举行了“晋高句骊归义侯”金印入藏仪式,这枚流散海外多年的西晋金印正式入藏集安市博物馆。
这枚金印通高2.8厘米,重约88克,一掌可握。为西晋时期(265年—316年)中央王朝颁发给高句丽首领的册封信物,马钮,印面2.4×2.3厘米,印台高0.6厘米,印文篆书工致严谨,承袭曹魏遗风。印纽与印身一体铸造,后錾刻印文,笔画端点呈三角形(“竹节头”),硬朗平直,印面打磨痕迹清晰如昨。

金印曾长期流散于日本私人藏家之手。2025年4月6日,它现身中国嘉德香港春季拍卖会。吉林集安籍企业家金明南与夫人高金丹以1079.7万港元(约合996万元人民币)竞得,并无偿捐赠给集安市博物馆。
入藏前,国家文物局统筹开展了严谨的多学科鉴定。专家从形制规格、印钮形态、加工技法等方面综合研判,确认这方金印与同时期晋朝授予其他少数民族的金印如出一辙。
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、西泠印社社员陈根远曾在齐鲁晚报撰文指出,此类官印是汉晋颁发给内附少数民族首领的典型范式。
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,早期活动于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地区。汉武帝元封三年(前108年)灭卫氏朝鲜后,设玄菟郡,下辖高句丽县以管辖当地族群。高句骊首先是族名,其次为县名,最后成为政权名。集安至今矗立着东晋安帝义熙十年(414年)高句丽好太王碑,开篇即述始祖邹牟王出自北夫馀。汉代至魏晋史书多用“高句骊”,南北朝时“高句骊”“高句丽”并行,隋唐后“高句丽”成为标准写法。
两汉魏晋时期,中央政权对内附少数民族首领施行册封授印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载:“典客,秦官,掌诸归义蛮夷。”“归义”意为慕义归化,专用于授予归附或降服的较高等级首领。金印文例为:国号(晋)+族名(高句骊)+归义+官名(侯)。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记:“四夷国王、率众王、归义侯、邑君、邑长皆有丞,比郡、县。”青海出土“汉匈奴归义亲汉长”,新疆出土“汉归义羌长”,内蒙古出土“晋鲜卑归义侯”“晋乌丸归义侯”等,均可为证。这方“晋高句骊归义侯”金印,正是这一制度的实物坐标。
《晋书·武帝纪》载咸宁二年(276年)“东夷八国归化”“东夷十七国内附”。虽史籍未明确记载西晋册封高句丽,但此印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。
集安市博物馆馆员尚彦臣介绍,西晋赐高句丽的印章上有“归义侯”,下有“邑长”“仟长”“佰长”等,从上层到基层覆盖完整,表明西晋已将高句丽纳入有效行政管理体系。
“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方中央王朝颁赐高句丽的金质玺印。它第一次以实物证实了西晋对高句丽上层贵族的册封,为汉晋边疆史与玺印制度研究提供了关键物证。”尚彦臣说。
在入藏仪式上,集安市博物馆馆长向金明南夫妇致谢,承诺将严格开展建档、安防与学术研究,并将金印纳入基本陈列,让文物“活”起来。
千年侯印,今日“归义”。
它承载着汉文化与边疆文明的深度融合,是中央王朝与高句丽政权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,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。如今,这枚金印终于回到它历史叙述的起点——鸭绿江畔的集安,向世界讲述一段用黄金铸成的信史。
本组图片为陈嘉龙摄